1949年10月的渠县，连日阴雨打湿了城墙，范绍增坐在油灯下读完一封加密电报——人民解放军主力正沿嘉陵江南下，三日内可抵广安。城外枪声忽远忽近，他却第一次感到心里踏实：再拖下去，四川就该换天了。就在这天傍晚，一个陌生来客现身军部，自称“杨振东”，送上一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写信。范绍增拆开，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，落款是“刘伯承、邓小平二人”。信里一句话最扎心：川东父老盼你回头，你若愿意，川江夜里也会有灯火。范绍增沉默良久，只说一句：“该来的，来了。”
回想往事，他并非生来是将军。1903年冬，清河厂的赌徒“范哈儿”才十岁出头，就在街口茶馆替人摇筛子。骨子里的狠劲，让他很快成为袍哥张作霖门下的小头目。川东匪患严重，官兵与土匪往往隔日易位，范哈儿在达县、渠县一带混了个脸熟，靠抢道和开赌摊凑出几百号弟兄，也栽过大跟头。一次触怒官府，他差点被自家老爷子活埋；若不是乡亲们“走过场”挖浅坑，他早断了根。那口“半截坟”成了他此后逢人必讲的发迹符号——命大，福也大。
1917年护法之役，辛亥老党员王维舟在达县拉旗反袁，喊来本地“讲义气”的范哈儿助阵。混战结束，范哈儿摇身成了川军第二十一团团长，枪支翻了几倍，山民敬他“傻儿司令”。可袍哥底子难改，见钱眼开，没少在渝东一带劫商队。刘湘、杨森、熊克武几易主将，范哈儿左右逢源，却也屡屡擦枪走火。1926年成都城破，他升任第九混成旅旅长，第一次摸到德械步枪，当场红了眼，一口气喊出“拼了命也要干出个样！”
抗战爆发，他被抽调整编成新编第二十一师，即后来的第八十八军。枪烂兵弱，仍得负重出川。到武汉会战，他在团部里挨了日机一颗炸弹，右臂险些保不住。沪上青帮大佬杜月笙递来美国医生，硬是缝回了一条命。从此，范绍增自认欠了“江湖”和“国家”两笔账。
抗战胜利，本可携金条在南京当寓公，可蒋介石的“明升暗降”一下子点醒他：老蒋看重的是枪杆子，不是人情。内战打到1948年，他已经慢慢抽身，悄悄在上海注册“益社”，暗暗扶持民主同盟联络抗蒋。那年冬天，他在雨夜会见郭春涛，对方点燃一支纸烟，把刘伯承亲笔信递到他面前，“老范，西南不能没有你。”范绍增心里一震：十多年前，他与刘伯承只是擦肩的旧识，没想到此刻却成了对方信赖的“弃暗投明”对象。
时间不等人。1949年9月，他在重庆表面挂起“挺进军总司令”招牌，实则把在上海卖房换来的110根金条兑换成枪支弹药，凑出四五万川人子弟，悄悄在大巴山腹地埋伏。12月9日凌晨，他发出通电：“本军即日改编，听西南服务。”三天后，渠县城头一面五星红旗升起，川东各镇炮声骤停。
起义手续很快办完，他被安排暂驻大竹整训。二野急赴成渝战场，50军奉命接防，交接时官兵安然，枪械登记清楚，连通用汽车的耗油量都列了表。西南军区特务营晚到半小时，范绍增拍桌子：“军械不清，怎么说得过老百姓？”那一刻，和过去的“哈儿司令”判若两人。
交完兵的第三天，一通电话把他叫到重庆磁器口。老营长王维舟站在门口，身着八路军旧军装，拍拍他肩膀：“来得正好。”房里烟雾缭绕，刘伯承斜倚藤椅，笑眯眯端起大碗茶；角落里一个黑脸大汉叼着烟斗，正用重庆话招呼：“范师长，洪湖一别，已经十年咯！”范绍增愣住，随后猛地抱拳：“贺司令！那年我堵你的船，是我冇眼色。”贺龙哈哈大笑，“莫提老账了，几十年折腾，总算站到一处，往后可得真心实意办事。”
之后的岁月并不惊天动地。1950年春，他被任命为沙市军分区副司令员；1953年入北京高干班，老同学里不乏过去的对手。课堂上谈战史，他常自嘲：“我这本事，全靠栽跟头学来的。”同学们哄笑。1957年调到河南，分管体育，帮地方办第一届农运会。他下午坐在郑州黄河大桥看热气球实验，晚上在招待所写信给老部下，劝他们安心种田，“日子翻篇勒！”
文化大革命爆发，他被揪上台批斗，硬挺不作声。有人问他苦不苦，他只摆手：“打仗那会儿吃过草根树皮，现在还能喝碗稀饭，算啥子苦？”1976年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离世，他在病床边默念三个名字，第二年3月5日凌晨心脏骤停，终年八十三岁。家属在遗物中找到那封1949年的信，纸角早已泛黄，却依旧能辨认出刘伯承遒劲的字迹——那是他人生最重的一页，也是他晚年常拿出来给晚辈看的“救命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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